六、《论语》论为政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仁政的宗旨，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兹就《论语》中所及择要介绍。
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使各种社会角色及事物名称规范化，并理顺各种关系，“齐之以礼”，按照礼，循名责实，大家都按礼行事，社会政治秩序也就稳定了。道德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人民知道善恶美丑，趋善、美而去丑、恶。这样，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然也就用不到血淋淋的刑法了。为政者的“仁心”“仁德”，于此体现出来。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孔子看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不敢犯法，但没有耻辱之心，道德水平低下，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其实，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意思是说，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要减轻人民负担，为政者就应该节俭。孔子把“节用”奉为治国之道。生活奢侈的为政者，如齐景公、管仲、季氏等，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崇尚俭朴的为政者，如禹、卫公子荆等，孔子极为推崇。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有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推行德政，当然要有相应的人才。舜时有能臣五人而天下大治。武王时能臣也只有十人，其中有一个还是女的。人才难得如此，但有德者能得之。
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讲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举贤才”。古人很重举贤，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让他与自己同列，孔子闻之，赞道：“可以为文矣!”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孔子批评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孔子说，鲁大夫“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同样，能胜任滕、薛大夫之职者，也未必能胜任赵、魏老之职，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孔子说，每撰写外交文书，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其实，不独起草外交文书，其他政事，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