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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这不是什么Party,不过是在一个新的大厅里,放着《图兰朵》歌剧,人们陆续进场,然后放映《广岛之恋》和《枪杀钢琴师》,完了有一个西式自助餐,你可以留下享用或离开。
我穿了一件浅绿镂空的针织中袖上衣,里面的黑色胸衣清晰可见,配一条黑纱长裙,两边的叉开到膝部,坐下时,自然露出半边小腿,橘色高跟鞋也会很挑逗。 踩着红地毯上二楼的大厅,环视四周,没有容器的影子,有些失落。你可以想像巩俐与美的空调的关系,一袭淡妆地进来,脸上蒙着一层忧郁,又显得矜持,她想要一种清新怡人的空气驱散心中的阴霾,她环视,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她看见了美的空调。 容器没有成为美的空调。不经意地掠过,在他脸上停留两秒,如他对我所做的那样。这个细节不存在。 新的大厅是个故作深沉的毛头小伙。墙太白,且空,亮度太高,完全没有酒吧那种被音乐和心情装饰过的暧昧,可放的是歌剧,上流和富丽堂皇的东西。 我坐着,不知所以。直到《广岛之恋》开映,被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的激情拥吻后的对白吸引。 “我去过博物馆,看见人们在里面徘徊。他们若有所思地在照片和复制片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东西……复制品做得十分逼真,让游览的人都哭了。” “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些景象是骗人的。” “我还看了新闻片,历史就是这样写的,不是我杜撰的,第二天,有些动物又从灰烬中、从地面很深的地方钻出来……人们拍下了照片,留作纪念。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 “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些景象是骗人的。” “我没有瞎编。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幻觉,一种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幻觉,我产生这样的幻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岛。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一样。” 同样,我也什么都没看到。从十七岁开始,我接受过许多真诚与不真诚的吻,我以为看到了爱情的全部,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能肯定的是幻觉,在许多时候描述回忆,我在幻觉里头拼命抓住一根稻草,对着稻草自吟自唱,聊以度日。 容器在《广岛之恋》结束后还没出现。我离开大厅,沿着江边来到一间小店,我决定打一个电话给橙子。 “喂,你在哪里?” “在外面。” “我在沙面看电影。” “那就看呗!” “是《广岛之恋》,什么都没看到。” “很久以前看过,细节忘了,只知道有个神经质的女人。” “我想看到你。” “那就想呗!” “我必须看到你。 “哦,我知道了,你表达了你想表达的东西,这就够了。” 挂了电话,回到大厅。《枪杀钢琴师》正在放映,旁边多了三个老外,呢喃细语,每到他们熟悉的音乐出现就很兴奋,“吱吱”地叫。前面的女孩在打瞌睡,把困意带给了我。 我又一次离开大厅,江边的树不知是柳树还是杨树,反正无精打采的一排。1999年5月的某天,我经过这条路,大家举着许多条幅发出抗议的声音,我们往美国大使馆砸瓶子,里面其实空无一人;我们叫着不知所谓的爱国口号,朝桥上经过的装满外国游客的汽车示威,但警察很快让我们解散。我们为仪式停课半天,像一场防空演习。 不知在外面游荡了多久,走的路肯定不长。没有方向感,害怕迷路,跟许多女人一样。穿得如此婀娜,不时有路人盯着我看,我偶尔看看他们,偶尔看看橘色的鞋尖。忽然很想飞跑,抢了别人的东西那样飞跑,却一动不动站了半晌,往回走。 刚进大厅,容器恰好迎面出来。 “怎么不看电影?” “看了,什么都没看到。” “哦,你,你先坐着吧。” 自助餐已经开始,歌剧《图兰朵》继续播放。除了我坐的这桌,许多桌子都坐满了人,他们彼此熟悉,谈论熟悉的话题。我把会刊翻了几遍,记住法国新浪潮、戈达尔、《断了气》这些不连贯的词。琳琅满目的西式点心在大厅右边排满,许多人选择喝可乐,我要了一大杯啤酒和一盘比萨。 容器忙于应酬,他在我面前经过几次,都没有停下来,但每次他一定会看一眼我的橘色高跟鞋。恰如他所见,我很孤独。 他与一个胖子聊得最久,倒了一杯可乐和三杯啤酒;我也继续倒啤酒,并想走过去,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我没有。我认为他应该邀请,哪怕随便打个手势,可他没有,直到我一声不吭离去。 出来后,我有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不是他骗我,而是他让我骗了自己。 我给丹尼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来接我。 “我参加了一个无聊的聚会,可能会过敏,可能会生病,有些不祥的预兆,你在十分钟内出现。” |
(十二)
丹尼来了,他着急地捧起我的脸,呼吸还未均匀。
“你脸色不大好,生病了?” “我难受。” “你说会过敏,现在感觉如何?要不陪你去买点儿息斯敏。” “不要了。” “想去哪里?” “想买很多很多东西,我什么都没有。” “你上次说的羊胎素海藻面膜,我一直没空去买,现在去?” “我不要你了!” “怎么了?” “不要你了。” 女人伤心时会疯狂购物、暴吃暴饮或者无理取闹,我选择了第三种。 挣脱了丹尼的手,哭着往前跑,我要找一个公共汽车站,随便坐一路车,随便去哪个终点。丹尼追上来,一次次拽住我,又一次次被我甩开,他试图从前面抱住我,我却把他撞开。没有公共汽车站,这地方没有。我躲进一个角落,抽泣着,抽泣着。 “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要你了。” “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无法让你快乐。” “我不要你了。” “我从来没有在大街这样追过一个女孩,被她大声训斥,仍要死皮赖脸地跟着。我不放心你,你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你任性、脆弱、充满幻想。如果有一人好好爱你,也是你所爱,我可以走。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哭累了,回家吧。” 回到华西街44号602号房,我躺在地板上,地板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拖了,很脏。丹尼跟着躺下来,抱着我。 “你知道《花样年华》吗?它的英文名是In the Mood of Love,我喜欢那样的青灯和雨夜,我喜欢张曼玉和梁朝伟之间玩的模拟游戏。有时候,我想写一部小说,想把你写进去,把你写得粗俗无比,最后让你死掉。我想让你死在马路、桥底或者隧道口,你选择一个。” “马路吧,我每天上班要穿过许多马路。” “你知道司机都很聪明,他不会帮助一个想在过马路时寻死的人。” “那就桥底了。” “你要经过越秀桥是吗,你告诉我死的情形会是怎样。” “桥底其实很安全,桥面窄,你可以写我被撞死在围栏上,鲜血四射,面目全非。” “不行,我更喜欢你死在隧道口,淘金路下来,有条长长的隧道,你跟我一起走过的,那里来往的车很多,开得很凶,有天你找不到我了,失魂落魄经过隧道口,一辆车急速开来,你不知躲闪,然后被车抛上高空,摔在车的前方,脑浆涂地。” “好吧。” 丹尼说着,紧紧把我抱起,在额头上,脸颊上,嘴唇上,亲了又亲。 “你的口水比以前少了。” “我每天在节制喝水,我知道你不喜欢湿漉漉的感觉。” “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可爱,我却想要你死去。” “这是终究会发生的事情,我经常觉得毫无生趣。” “可你仍旧去打球,跟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一样。” “我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少,活着是觉得可能对别人还有点儿用处。” “谁都不会记住你,我也不会。” “这样也很彻底。” “也许我们可以到另一座城市去生活,你工作,我上学,学美术或者摄影,成天四处游荡,发现许多感动的事情。” “你不能永远活在幻想里。” “我是水,水总要去到想去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可怜的孩子。” “我越来越想离开你。” “为什么?” “你不能成为我的容器。” “你要怎样的容器?” “他让我精致。” “怎么才叫精致?” “我为他的爱而努力,成为不普通的人。而现在的生活让我厌倦和无所适从。” 丹尼叹了一口气,走向阳台。内环路的灯很亮。 “我们拖地板吧。” 我在厅里叫他。 “为什么现在有了兴致?” “为了可能不再共同拖的地板。” 丹尼无言,拿了拖把进来,我收拾好东西,盛好水,他拖第一遍,我拖第二遍,像刚搬来的那天一样。 |
(十三)
那天以后,我与丹尼很少说话。我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遍接一遍地听《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它是一个我认识的酒吧老板自制的CD,在一些酒吧有卖,一张40块。在他还是书店老板的时候,想像叶子和柏油路面相撞的情形,他听见Miles Davis小号的颤音,一个女孩踏雨而来,买了一本村上春树《青春的舞步》,如叶在雨中消失。几年以后,他听着《Nuit Sur Les Champs-Elysees》,想做一些关于爵士和村上的事情,就有了这张CD。 那个酒吧有个很灵魂的名字,叫“麦田吧”,时常有摄影家、画家和作家在那里聚会,偶尔也放巴洛克风格的电影,我从未碰上。酒吧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区里,所有去过那里的人都有过迷路的经历,千菩说她迷过四次,我迷过三次。 在格调相近的酒吧会时常碰见似曾相识的人,似曾相识久了,会成为熟人。比如在Blues Republic见过的人,他会在水边吧、麦田吧、甚至玄鸟吧出现。可在Take Five出现的很少,可能因为它有老外弹钢琴,长岛冰茶卖到40块一杯,没有扎啤出售。但它也卖《村上春树爵士印象》,这是我喜欢去的酒吧共同的特征。 又是礼拜天下午,我照常来到Take Five,这一次的电影是《男性女性》和《女收藏家》,容器没有来,我设想他去了沙面,无动于衷地看完电影。 我想自己大概可以忘记容器,可三天后,我的呼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容器。他不知我是Lolo,我在登记卡上留的是真实名字。他告诉我国庆期间停放电影,两周后继续。那时我正和公司的人去Take Five附近的一座大厦见过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决定独自去 Take Five坐坐。在电话里,我没有透露Lolo与我的关系,简单地“嗯”了一声,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要了一杯芝华士,并打了一个电话给橙子: “我在Take Five,我要了杯芝华士。” “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很小的一杯。 “可以多喝几杯。“ “这里的芝华士比别的地方都要贵。” “你发烧好了吗?” “好了。” “这么快。” “没有吃任何药。” “酒吧里人多吗?” “很少。” “你一个人?” “我会在这里写些东西,在靠窗第二个位置。” “那你写吧。” 侍应给了我一枝蜡烛。我开始虚拟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喜欢在路上跑,跑着不肯停下来,因为她相信一直跑着的人停下来便死了。她跑,是因为她要找寻一些东西,找寻能让她最终停下来的东西,然后为此而死去。她其实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许是一个人,许是一间屋子,许是一场车祸,许是一个山洞,也许什么都不是。她跑,跑到最后都没找到那个东西。这时她已奄奄一息。她终于明白,那个东西就是时间,她在时间里死去。 写完后,我朝四周看看,人确实很少,但有一个单身男人,坐在我前面,他一直在打电话,酒吧里弥漫轻淡的爵士乐,在这种背景中打电话应该很惬意。他不像要约会女人或者男人,就想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聊完一段,按一下手机键,继续拨号,打另一个电话,如此重复下去,脸上始终保持温馨的笑容。他电话的对象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时而在谈生意上的事,时而在问家里的花瓶怎么打碎了,打碎了就再买一只。 还有一个单身女人,三十五岁光景,坐在另一面玻璃靠窗的位置,她像在等待什么人,因为她不停抽烟,不停看表,可是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在她对面坐下。她也许已经等不到她要约见的人,但她也不走,继续抽烟,神情凄然,也许她在等另外一些人,男人或者女人,熟悉或者陌生的。她也许应该随便打一个电话,以至不那么孤独,因为她不像我那样有事可做。如果她没有手机,可以借酒吧的电话,哦,酒吧的电话有人占着,那么她可以向我前面那个男人借,反正他那些聊天无关紧要。要么她,或者他,坐到对方的桌子,自我介绍并开始交谈,跟许多酒吧里的人那样。 我在假设酒吧里的人际关系,甚至把侍应们也纳入其中。想像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到酒吧工作,接待过哪些神秘或普通的客人,有没有收过小费,是否懂得每天所放的爵士乐,喜不喜欢,还有他们单薄的工资如何应付凌晨回家的打车费。 甚至酒吧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它旁边有个待建的工地,杂乱无章,怎能和酒吧协调;还有那个士多店,看起来很窄,放着一部20寸的电视,吸引许多民工围看,他们知道两米之外就是这间富有情调的酒吧,但他们绝对不会来。 在假设中不知打发了多少时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酒吧里最孤独的人。于是决定在离开之前,打一个电话,打给容器,让自己感觉整晚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酒吧的电话还是占着,我决定到士多店去打。 “你在干什么呢?” “找书,家里刚搞过装修,该死的,书都找不到了,在哪,在哪呀。” “你那边很吵。” “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不听音乐要死人。” “是你吗?你像喝了酒,没有平时严肃。” “是我,我是谁?” “我打错电话了。” “没有,但,你打给谁?” “我不能说。” “你在弹钢琴。” “是电视的声音。” “哦,你在哪?” “Take Five.” “跑那儿去了。” “你过来吗?” “我得先把书找到,我可以去见见你。” “你怎么不问我是谁?” “哦,你是谁?经常有女孩打电话跟我开玩笑,我听她说三句话就能猜出来,你例外。”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哦,不,不。我只是先要找到书。” “我挂了。” 我很满足地回到Take Five。素来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想玩得潇洒,但通常玩不到最后。因为我真实,真实到自觉地站出来,告诉找我的人,我就在这里。童年时,就是这么玩这个游戏的,总让人说我犯规,不好玩。我说游戏玩到最后,都是要结束的,藏得太久,好辛苦。他们不同意,说这样找的人就会没兴趣。我固执,一直这么玩捉迷藏的游戏。 离开Take Five后,回到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丹尼不在,他不习惯待在一个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地方。打开音乐,仍旧是《村上春树爵士印象》。看到了电话,我拨了容器的号码。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关于什么?” “我在一个月以前喜欢过你。” “哦,我有什么好,很简单一个人。” “我不这样认为。” “你是长头发的。” “多长,到腰上吗?” “不是,齐肩。”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不敢告诉你,太沉重。” “……” “我是否太直率。” “我喜欢直率的女孩。” “我明天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 “在哪里。” “Back Street,我每周会去那里几次,跟家一样。” “我明天给你电话。” |
(十四)
第二天容器告诉我Back Street在中信广场,说好了八点半见面,他会在天河城广场接我。我说那边门太多,怕找错。他说会在南门对面的联想专卖店前等我。
我挑了一件酷啦啦牌子黑色中袖上衣,配一条黑色中裙。仍旧是那双橘色高跟鞋,它不但和许多裤子恋爱,也见过许多人。整体上,我穿得比较职业化,与年龄不称;有人建议不要穿黑色,显得太瘦,我说瘦是我的特征,不是缺陷,不想回避。 从华西街去天河打车是18块。我经常用车费计算华西街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到公司不跳表,到Blues Republic15块,到Take Five12块,回学校是20块。 有诗人写过广场指向的变迁,从政治集合到让人不知所措,提到的正是天河城广场。而今天,它成了我与容器初次约会的地点。 下车后,我寻找“联想”所在,已经是迟到十分钟。容器背对着我,穿一件白色T 恤,配黑色牛仔裤,显得瘦削,他的背微驼,许是等得有些疲倦。我走过去,一直走,到他身边也不停留。来往的人很多,我想知道他能否认出是我。以前也玩过类似的游戏,见没有见过我的人,在他附近踱来踱去,观察他等人的神情。 走出了二十米,容器仍旧没有叫住我,我转身,依旧一脸无谓往前走,与容器的距离越来越近,能感觉到他在盯着我,故意不让视线与他相逢。将要擦肩而过时,停住了,静止两秒,把脸转向他,嫣然一笑。 容器丝毫没有笑意,仿佛了解我自作聪明。 截了一辆车,往Back Street。他的位子靠窗,但把手抬起搭在我的座位上,离我的发梢只有二厘米。我笔直坐着,不让身体往后靠。上车后沉默两分钟,才开始说话。 “我见过你,在Take Five 。” “你在那里见过许多人。” “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心事重重。” “你那时在失业。” “有两个月每晚出去喝酒,现在重新工作。” “很自由的职业?” “网络编辑,仍要每天上班。” “什么频道?” “电影。大学时期的爱好,维持至今。” 忽然,我们中断了谈话,他往车窗外望,我也同样。我们似乎更适合在电话里沟通,他的表情让人拘束。 Back Street到了,它的英文名字叫鹦鹉。鹦鹉在后街歌唱,还是在后街偷窥。取义取意都有些说不通。正如电影《卧虎藏龙》译成英文就不知所谓。 这是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吧,老外自然多,他们喜欢在一层露天的地方喝酒。一个金发男人正在大声说:“我操。”“真臭。”清瘦,脸长而尖,眼睛鼻子挤成一堆,在外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女孩倒更像有西方血统,白皮肤,高鼻梁,英文相当流利,当然金色染发也比一般人地道。她应该有个很出色的中国男朋友,不愿设想她要与这个长相奇异的老外出国,像许多女孩期待的那样。 容器果然熟悉这里的一切,每个女侍应都跟他打招呼,老板也拍拍他的肩膀,叽叽咕咕一阵英文,照打九折,调酒师知道他喜欢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喝法,但忘记他告诉我的威士忌名字,以至后来,每次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时,侍应都要给我建议。比如马天尼、珍宝最好只加冰,黑牌勉强可以加可乐,有时会说不如加苏打水吧。 “加了可乐没那么浓烈,适合女孩子。” 容器领我在顶层坐下后,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又沉默了。张开手搭在沙发的肩部是他的习惯,看起来懒懒的。他盯着半空中的电视,播放的是奥运赛事,我不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显然他已忘了我是个学生。甚至忘了我叫Lolo。 “我告诉过你的,既然忘了,就不再告诉你。” “你喜欢去哪些地方玩?” “一些酒吧。” “比如?” “Blues Repiblic去得最多,离学校近,从去年10月待到今年8月,经常在那里一个人坐着看书。曾经很喜欢那里的吉他手,他看起来很不健康,眼圈黑黑的,让人心疼;在那里认识许多人和看过一些电影,尤其喜欢《梦旅人》;在那里喝过许多啤酒和一些伏特加,每次喝伏特加都要醉,醉了有时会对吉他手大叫:‘我喜欢你。’有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个酒吧,就会写到我,写我是个神秘的烛光少女,说见过我读梁凤仪的小说或者一些晦涩的文学评论,也有人把我写成不可理解的新新人类,说我开始很酷,许多男人自愿为我买单,后来又觉得受不了我,还说再后来他们敬而远之,我耐不住寂寞,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鬼哭狼嚎。” “这些都是真的吗?”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的。那里的人让我的名字在许多地方流传,还有许多传闻。它使我到了一些酒吧会碰到说认识我的人,甚至广告公司,电影公司,街头和马路,都有些我不认识的人对我熟悉。他们会把我描述成像电影《女收藏家》里的海蒂。” “我看过许多电影,却只听说过《女收藏家》。” “海蒂是个奇特的女孩,她饱满的嘴唇庸懒而挑逗,身经百战却仍挽留住涉世未深天真的微笑,将火辣辣的情欲化得只剩奶昔一般的味道。有人说柔和的色彩和光线恰到好处地陪衬着这个女孩,她的衣服上散发出淡淡的、粘稠暧昧的光。” “这是有趣的事情。” “我很早以前听别人称我为女收藏家,我从不收藏邮票、火花或者 CD、VCD,为此不解,直到在Take Five看到这部电影。” “在 Take Five看电影的许多女孩都挺有个性,但也有的很偏激,曾有一个女孩跟我们闹翻,从此不再来看电影。” “但也有些女孩很有才华,比如自拍《失调257》的曹斐。” “是的。” “幸好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孩,不然会像北京的筠子那样自杀。” “她是个极端的人。” 容器的话总是很简短。他有三十岁左右,这个年纪的人,对于谈论自己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对于惯用“我”开头叙述的我也只能表现一种耐心。可沉默会让人发怵,每到这时,我们就一口接一口地喝加了可乐的威士忌。他的手机不时有人打进,大概有些是老外,他应付自如。 “你的口语不错。” “有这样的朋友圈子自然会习惯。” “你说说电影。” “我很业余,不像皮先生他们作专门的研究。在Take Five看电影的人层次不一,偶尔有个导演与观众的见面会,他们会问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正在放的‘法国新浪潮’系列让许多会员没有耐心,觉得太闷,来的人少了。你有空可以写写影评。” “评论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更多时候我想写小说,采用‘法国新浪潮’的手法,作一种影像思考。许多人都觉得电影比小说更适合表达,我却想写电影一样的小说,很闷的电影那样的小说。” 容器的手机再次响起,信号不好,他到了楼下。我再要了两份同样的加可乐威士忌。 他回来之后,拨弄了一下手机键,然后伸过来。 “我为你设了一个英文名,Misty。” “Misty? ” “迷雾一样的。” “我叫Lolo,一个我也不明含义的名字。” “那我重新设一次。” “你也可以叫我Misty,只有你一个人叫,多好。” “昨晚我给Take Five打过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坐着写了很久东西,长发及肩,我想是你。” 我望着他白色T恤上那只小小的长着两只耳朵的机器人。 “那是什么?” “不知道,它有复杂的名字,上面写着。” “我喜欢你穿的衣服,你通常去哪里买。” “Sol,很小一家专买店,在农林下路。” 我们一直聊下去,聊卡尔・波普,聊中国的知识分子。电视上正提到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网上有些虚拟采访,他们问一读者看了《千年一叹》有什么感想,回答是‘下面湿了一大片’,《上海宝贝》的经典引用。” 容器听了,很诡秘地笑。这是整晚,我所见的惟一笑容。 当我们分别喝到第四杯酒时,几乎是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了,这时感觉他很亲近。明亮的眼睛没有丝毫暧昧,它在传达一些东西,好感或者关注,我不确定。我们是在谈情吗?我开始问自己,在知识分子和卡尔・波普问题上谈情?也许那都是画外之音,我们视线连接的世界如结冰的湖泊。 然而这湖泊在瞬间被敲碎。 他的身体忽然往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双臂摊开。我扭头看见一位穿灰色T恤,黑色牛仔裤的女孩,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女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或者不是?” “是。奥运会很荒诞。” “今晚的一切都很荒诞。我将忘记你。” “我会给你电话。” 我起身告别,她温柔地对我一笑。 摇摇晃晃出了Back Street。回到家,丹尼已睡下。我找出一张《SCORE》,把音量调到最大,在ENIGMA与LOOP GURU的混合幻觉中给容器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醉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我挂了电话,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水,水,冰凉的水在我脸上流淌,我想像在水中自燃,身体跳跃无数燃素。手在空中停留,水滴从指缝滚落。只有一个声音:不可能的世界里,幻觉终究死亡。 |
(十五)
国庆节随之到来,假日经济出现它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喜欢在假日疯狂购物,出游,商家们为趁机赚一笔,挖空心思,忙得像条疯狗。可是海南线旅行爆出冷门,许多促销活动搁浅,杂志的漫画也在讥讽那些从工作的马蜂窝里出来又陷进假日活动泥沼的可怜虫。 发达国家的人是把假日当做真正休闲的日子,许多商店都关门,他们无需借假日发展经济,如果有,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假日广州的麦当劳比平时热闹两倍以上,尤其北京路上的那家,一天到晚的长龙。麦当劳里有张寻人启事贴了很久,一个十五岁香港男孩失踪数日,患有痴呆症,衣衫可能褴褛,父母心急如焚,悬赏100万元港币,截至10月30日。 假日广州依旧有人在挖马路和搭竹棚,出租车在人潮中无法行进,有司机烦躁地按了一下禁鸣的喇叭,引来交警注意。 假期漫长,我决定与丹尼和好,我说我曾经有一段日子走火入魔,它已经过去。我们兴高采烈去东风东路上的湘菜馆吃湘菜,像往常那样点了毛家红烧肉;完了去天河购书城买广告书,我说我要好好学广告,好好生活,丹尼很开心,我挑了从广告学、营销、品牌到创意、文案十几本书,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当然大卫・奥格威的书也在其中。我们白天应酬吃饭,晚上在Peace Road,Wind Flower那样白领云集的酒吧度过。我们还去了一趟白云山庄,打网球和看好山好水。一切又像从前那样,丹尼见我就亲,让我随心所欲买喜欢的东西,在军用品专卖店买的迷彩帽子和上装看起来那么神气。 这就是我说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不考虑人生苦恼,及时行乐,似乎每天在假日经济浪潮中的生活,我说过厌倦,又继续度过的生活。我追求的备受精神折磨而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的生活在它面前变得虚伪和可笑。在酒吧看电影和谈灵魂,企图把自己变得高尚和有品味的想法在它面前也是那么不堪一击。我不断地自我否定,以待忘记容器那么弗洛伊德的问题,重新适应大众生活并抛弃头脑。 可我是个不懂服从生活的人,至少在二十八岁前不会改变。有人说青春期是一所病房,我就是固执地躺在中间病床的那个女病人。 假期将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让我再次选择困境和考察容器问题。 Wind Flower永远那么热闹,花形的石桌台淹没在迷幻的灯光中,没心没肺的人们在里面寻找着感官刺激。丹尼和他的同事喜欢在这里喝酒和勾女,今晚也不例外。 穿着绿色吊带长裙的我和五个男人坐在包厢里。抽烟已成为无聊的习惯的动作,腕上的一串银环随着音乐和肢体的摇摆而麻木滑动。身后的乐队以出卖声音为生,负离子直发女歌手越唱越煽情。 丹尼他们目光聚焦于一个穿黑色大露背装的性感女人,评论她凝脂如玉的背部和光滑纤嫩的脖颈,她在抱着一个陌生男人跳舞呢,那个男人看起来像头猪,他们津津有味地说着,并开始寻找猎物。终于发现右边角落坐着个喝闷酒的女孩。 易达长着一张富有欺骗性的脸,是他们当中惟一的已婚男人,丹尼说每次玩这种游戏他都抢先上,他会谦逊优雅地套近乎,或者直接夸耀自己卓越的性功能,用各种方法骗了许多女孩上床。但这次出师不利,那位女孩对着他就是一言不发,十分钟后悻悻而归。易达装着上厕所,长相老实的朋朋接着上。他聊得很好,女孩掐着烟的手指忘乎所以地晃,朋朋不时得意地瞟一眼我们。 坐在身旁的男人们互相怂恿,左顾右盼,朋朋回来了,故作不屑地说: “又是一个失恋少女。” “为什么不今晚把她搞定。” “她说她明晚会再来。” “那你明晚再来了。” “在广州这种事我碰到不下十次,谁会当傻瓜。” “哦。易达,明晚你上。” 他们捧腹大笑,丹尼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我忧伤地望着他: “在以前,你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吗?” “是吧。” “认识我以后也这样。” “偶尔。” “你是在酒吧里认识我的,那晚你们也是五个人。” “那又怎样?” “你们轮流过来请我,最后我成了你的女朋友,跟你上了床。” “那又怎样?” “是啊,没有区别。我鄙视这种游戏,却也在其中。” 我抓起手袋,穿过喝了迷魂药一般的人群。在Wind Flower露天冰凉的夜风中,忽然又想起了容器,心一阵抽搐。 “你在哪里?” “Back Street,你来吗?” “我在Wind Flower,和一群男人在一起,看他们玩勾引女孩的游戏。” “好玩吗?” “不好玩。” “现在的人,心像墙一样厚。” “你呢?也是一个女孩完了下一个。” “在这个女朋友之前很久,有过一个女朋友。” “为什么不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和这个女朋友刚开始一星期,许多事情都不清楚。” “你会一直爱她下去。” “不知道。” “如果我不愿只做你的朋友。” “我要和你再谈一次,其实那天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我会给你电话。” “一定记着给我电话。” |
(十六)
没有最彻底的爱情,只有最危险的爱情。最危险的爱情就是模棱两可。许多人都在玩这种跷跷板游戏,其实很清楚等力臂才能平衡,可摇摇欲坠的感觉让人癫狂,全然不顾抛上高空或者粉身碎骨,
终有一天摔下来了,便以为这是彻底,并在疗伤中悼念彻底。 我不幸也踩到这跷跷板上,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我以为自己摔倒过,下意识地重蹈覆辙。 为了与容器的下一次见面,我做了精心准备。想让一切变得美和伤感。 第一件事是把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写进日记,详细地描述时间、地点、天气和对白,它有天会成为历史,所以每一次见面都要想像成最后一次。写日记的时候,丹尼就在旁边,但刻意让他看见我破釜沉舟的陶醉。 第二件事是次日找到那家不起眼的Sol专卖店,买一件秋天里他可能会穿的棉质T恤。我判断他喜欢浅颜色,在木架上挑了一件米色的,同样有神秘图案,奇异的数字28和一张逼真的蜘蛛网。我让小伙子老板给我试穿一遍,大码、中码和小码,他说从香港拿来的衣服码数都偏大,他1米78的个头只穿中码,T恤袖子太长会很难看。容器不算太高,我决定买下那件小码。我说给一只精致的厚纸袋,小伙子给了个墨绿的。 第三件事是回学校,在没有丹尼的地方无所事事待着,等晚上十点以后的约会。 第四件事是换上新买的墨绿色裤子,墨绿色背心,挎上浅绿的SIS休闲包,戴上迷彩军帽,让它们与墨绿的纸袋浑然一体。 晚上八点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说他已有三十五岁,曾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当过多年记者,现在是某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在许多人那里听说过我,想要见见我。 我没有拒绝,他要见的不过是一个传闻中的女收藏家,只说十点以后有个约会,他说自信有让我不想离开的魅力。 我们在学校旁边的一家茶座见面。他是一个高而瘦,半秃顶的男人。头发精心梳理过,看起来仍旧很老。他跟我谈文学和广告,我说对这些一无所知。他说那么给我看相,我眉毛清淡,命比较苦,即使大富大贵也不得安乐;我嘴唇丰满,线条清晰,是舒淇类型的现代美;我眼神迷离,笑容天真,是个可怕的矛盾的女孩。我说不习惯被人当面描述,尤其奉承。他说那么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离了婚,不是外遇,是为了自由,与许多人不一样。我说认识许多人与你一样为自由离婚。他说那么给我讲他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他在离婚之后独自去连云港,火车过了城市他不知,一直坐到海,天黑了,迷路了,陌生的好心人把他领到最深的海,他彻夜在寒风中面对海,流泪和感慨自然的力量,回来后写了篇优美的散文;我说许多去过高原和荒漠的人想为自然而死,都活了下来,并剽窃自然的力量写了优美的文字。他说我任性刻薄,让人有征服欲。我说许多人轻易征服了我,觉得不过如此。他说从没见我那样特别的眼睛,能否在今晚之后再见我一次。我说不会再有下一次,而且没有为什么。 从茶座出来,又碰到一个半年不见的男孩。他毕业后回了家乡肇庆,现回广州考注册会计师。我在大一的时候认识大三的他,那时他留着长发和很长的指甲,在各自寂寞的日子相互拥吻过,曾在早晨的暑假的窗口撩起裙子叫在窗下看我的他,曾说过四十六遍让他娶我,曾在后来的邂逅继续拥吻。他已剪短了头发并且找不到后来换了电话的我。他深情望着我并索要我新的电话号码。我把号码留给他,并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问我这么晚了要去哪里。我说去我想去的地方,跟从前一样。他说一定要记住他的手机号码,并偶尔给他电话。我说也许有这么一天,我不知道。 容器告诉我他在Take Five,但没有告诉我女朋友也在那。我打上车进入广州的夜和灯,路程漫长,我一次次打着挂在胸前的Salem打火机,司机以为我在抽烟,一次次回头,我却没有。 深夜十一点的Take Five仍在工地和士多店旁边响着轻淡的爵士乐,坐在吧台上的容器和他的女朋友不知正聊着什么。我走过去,还没走到,他便回头,和我单独在靠窗第二个位子坐下。我把墨绿色纸袋递给他。 “什么东西。” “打开看。” “Sol的衣服,你怎么知道。” “你告诉过我。” “你自己能穿吗?” “我不会再送东西给你,所以请你收下,你可以穿它或者扔掉。”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送给我吗?” 容器沉默,看着我,跟在Back Street谈论卡尔・波普和知识分子时那样。 “你的眼睛很好。” “我不近视。” 我开始抽 Salem烟,用Salem打火机。 “我在三天前已经戒烟,要在三十岁前把烟戒掉。” “我戒烟会胃痛,很多人说我胡说。” 我转向窗外。 “曾有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在外面走来走去,有半个小时,不像找寻什么,也不像丢失什么。” “光着上身的男人?” “难道女人?” 容器诡秘一笑,跟在Back Street说到余秋雨下面湿了一大片那样。 “我不善与人沟通,童年抱着猫猫狗狗度过。” “我和以前的女朋友也养过狗,后来死了。” “在分手前,还是分手后。” “分手前。从此身边的女孩子喜欢怎么玩就任她们玩。” “我也在某个男人之后那样。我越来越喜欢爱情本身,而非具体的人。具体的人只是幻想的对象。结束或开始都一样。” “到了一定时候都会那样。” “和猫猫狗狗一起时,我不那样。它们经常生病或吃到毒药死去,我每次哭得很伤心,抱着枕头哭,湿了整片枕巾。我亲手把它们埋葬,用木头做一块灵牌,记下生辰死忌,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每年特定的日子去祭奠,直到离开家。” “真的?” “真的。” 容器沉默,脸上蒙了一层雾。接着拿一根我的Salem,点着,抽。 “我毕业后想去上海。” “为什么?” “那里比较小资,爱情可能还没死光。” “……” “夜里戴着帽子是不是装模作样?” “你戴帽子好看。” “有人说戴帽子比较有个性。” “你已经太有个性。” “你喜欢女朋友吗?” “她很好玩。” “玩得来已经不容易,她看起来很简单。” “她也有另一面。” “我对她很有好感,你看,她唱歌的样子多可爱。” “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自然。那个钢琴师是广州最好的。” “他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反正是外国人,我也不懂辨认。” “我想我该走了,该表达的都表达了,除了看电影,我们将不再见面。” “不用那样做,我送你回去。” “留下陪女朋友吧。” “她可以留在这里。” “这样不好。走了。” “谢谢你的衣服。” |
(十七)
第二天,我对最亲密的女友讲述了容器的故事,用了许多比喻,描述成鱼缸、玻璃瓶和香水,激动而憧憬式的讲述,甚至加入了虚构,比如他所用的香水牌子和那个轻轻印在脸颊上的吻,那天户外的风和一直颤抖的声音。
故事已经结束,可我制造了刚刚开始的假象。这是我第一次欺骗猫猫,素来喜欢包装并不美丽的东西,以掩饰那些微妙复杂和粗糙简陋的过程。为自己编造谎言有时也是生存必需 。 第三天,丹尼的生日,我为他做了一份鸡汤,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为橙子做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写字台上都是 CD,他说过不能在没有音乐的地方工作。《米勒的风暴》放完了,《爱比死更冷》也放完了。他喝了几口鸡汤,继续工作。 我一直在看雨,说不上有什么心事,看完雨,看《你在圣弗西斯科做了什么?》。橙子对小说比我了解,他不喜欢写实的东西,生活都是雷同的,爱情也是。他也写小说,只在里面实现不可能的东西。鸡汤在凉着。 “我不是一个擅于煲汤的女孩子。” “汤不错,但你要选择一条合适的销售渠道。” 我走了,到了楼下又拨通他的手机。 “你站在第二个窗口,让我再看你一眼,好吗?” “我已经站在窗口了。” 然后整整一个月彼此没有说话。我按他的说法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直到一天,他从63层出来,看见我和丹尼手挽手在一起。 丹尼喝鸡汤的时候,我没有守在旁边,他喝完告诉我还不错,语气跟橙子一样平淡。然后提议去一个他没有去过的酒吧:Back Street。第一次我们坐在车里而没有说话,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Back Street的客人仍旧很多,二层的露台上有金色长发的中国女孩在唱英文歌曲。我提议在一层的露天坐下,丹尼说上顶层去。他提出在我与容器坐过的位子坐下,我挑了另一个角落里的位子。 我们开始抽烟,他要了两杯威士忌,叮嘱女侍应加上可乐。 “你们就是这样聊天的,是吗?” “你不要问我问题,你已经背叛了我。” “为什么背叛的人是我?” “你让我一直误解你是爱我的。” “我早已不相信爱情。” “所以我跟你在酒吧认识的所有女孩都没有区别,你只不过对我做了许多温情脉脉的事情。” “人都是现实和虚伪的。” “你在有阴谋地伤害我。” “你呢?你又在做了什么?”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一场毫无逻辑的争论,尤其我对背叛的解释。突然意识到自己可笑的激动。 回到家,我平静地拿出《Loreeda McKennitt》,它有一个名字:“秘密的”。它的秘密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和声里,伴奏着疾速的吉他,悠长的小提琴和飘忽的钢琴声。又一次陷入自己的爱情圈套,又一次无疾而终。正如此时的音乐。 再一个夜晚,丹尼像一只受伤的小鹿在床上休息。我们等待结局到来。电话忽然响起。 “你在干什么?” “等待?” “等待什么?” “结局。” “你说话总是天马行空的。” “戒心,我要对你保持戒心。” “刺猬。” “近来有什么佳作。” “实现了一个新疆人的预言,在一个看电影的酒吧祷告和眉来眼去,差点儿走火入魔。” “恰好我也想去酒吧。” “你的睡眠不是通常从下午五点开始的吗?” “那时身体欠佳。今天不同,今天下雨了。下雨时,人们都在家休息,我得出来了。” “所以找我。” “一个希望。” “找一个中点,就在Take Five吧。” 他是一个编辑同时又是小说工作者,在大陆永远成不了一个作家,他没有标点符号的小说没有发表机会,刻薄的说他意识不良,婉转的说他太前卫了。 他没有带伞,长得像猫头鹰,坐在酒吧中央。 我穿着浅蓝色外套,宝蓝色的鞋,脖子上挂着Salem火机,他说我气色看起来很好。 “喝什么?” “威士忌。” “加点儿什么?” “可乐,哦,不,加冰。再也不加可乐了。” 侍应对我的回答有些奇怪。他也要了一份,然后坐着不动了。侍应站在旁边,欠了几次身,就是不好意思说话。 “给钱呀!” “哦,久不出来,付账的习惯都忘了。” 他从蓝白相间的腰兜里掏出100元,找回来的零钱直接压在酒杯下。然后开始说话。 “说些什么呢?不谈文学。” “事实上我们无话可谈。”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爱他。一个好的作家,有无穷魅力。他的作品已经完全包含了轻佻与沉重,剩下的作家都是在模仿他,要么成为淫秽作家,要么成为乏味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没有人比他对女人琢磨得更透,他可以为心爱的女人安排与情人的约会,出谋划策,考虑周全。我真想找一个地方大声地说:‘我爱他。’” “这里仿佛很合适,人们会为你倾倒。” “哦,不。我想在这里敲鼓。我从来没有学过,可我一定是个天才。我心中有个节拍,凭着灵感就可以敲出一流的鼓。” “这里也有鼓,上去敲敲?” “哦,不。我更想成为一个气象记录员,简单而有成就的工作,每天记录晴或多云。比当编辑有意思多了,每次对着新闻稿,脑袋‘轰’一片空白。广州最有说话权力的报纸,聚集了最有才华的人,为策划一个‘你的21世纪梦想’的专题,请所有编辑吃饭。” 这时,进来一男一女,男的瘦削高挑,尖尖的下巴,眼睛鼻子挤在一块,正是在Back Street大声说‘我操’、‘真臭’的那个老外。换了一个中国女孩,乌黑长发,长相普通。 “奇臭无比的老外,居然出现在这里。” “在你看来英俊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 “具备五官。” “具备五官的英俊男人,多好玩。” “五官不全的话,至少要有才华。漂亮女孩都喜欢长相有缺陷的才子,觉得安全。长得太好看,就让人印象不好,肯定腹中空空。哈,我不是在为自己解脱吗?” 他一直在用他的小说思维说话。酒很快已喝完。 “显然,你今晚是要找一个听众,但,我有些闷了。” “再找一个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 “D&D?” “太吵了,健身房好一点儿。” “十一点钟都关了。游泳池也不会开。在雨中跑步吧。” “这是十七岁小女孩干的事情。射箭,对,有什么地方可以射箭?” “从未听说。” “那,走出去吧。” 我和他在雨中走着,到了十字路口。 “往左,还是右?” “左右我都去过。” “还有什么酒吧?” “Peace Road有艳舞。” “全裸吗?” “保留三点,但舞很辣,都是做爱动作翻版,我想你会喜欢。” “哦,可以看看。” “我先回去了,祝你今晚好运。” “哦……” 回到华西街44号,屋子空了很多,丹尼已经搬走。我站在厅的中央,想,一个新的容器。 写于2000年10月 |
以后俺也不用找了,回spls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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