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们的城市里又陆续地造起了一些天桥。天桥不再是一种奢侈的玩意。它越多就显得越重要，我们越来越确信，将来总有一天如果没有天桥，我们连一条马路都过不了。天桥的样子也在变化，一些新造的天桥在楼梯与楼梯之间已经没有了缝隙，躲在下面是看不到女人的内裤的。但是金色天堂路上的那座天桥因为造得最早，所以还能让我们有机可乘。
我们一路摇晃着，脱光了自己的上衣，油光铮亮的，像四条沉浮在惊涛骇浪里的大鱼，按照四喇叭里歌声的节奏，颠簸在盛夏午后的暑气中，最后来到了天桥下面。在耀眼如芒的阳光中，天桥还是那样黑漆抹乌，然而似乎不再是那个原来的庞然大物，我们在它的面前没有了压迫感，我们已经习惯了它。
现在，天桥两侧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围起了大约50米长的铁栅栏。原因是明显的，在天桥造起一段时间后，人们不再觉得在上面走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所以常在这里过马路的人，为了省事还是喜欢在桥下面直接过马路。
“这些人素质真是太差了。”前两年我们去找丁鸿玩的时候，他总喜欢把这件事拿出来，证明漂来人的整体素质是如何之低。他忧心忡忡一脸深沉，总是让我们有些肃然起敬。“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的，所以你们应该多跟素质高的人在一起，而不要和素质低的人在一起。”
我们第一次从丁鸿那里听说了“球籍”这个词，开始明白原来在地球上生活跟在漂来生活一样，都是有定额的，而且这定额一般由人的素质高低决定。跟素质高的人在一起，会提高自己的素质，跟素质低的人在一起，则效果相反。按丁鸿的说法，他的素质比我们高，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和他打交道。但是同样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我们的素质比他低，所以他是千万不能和我们打交道的。最后我们发现，丁鸿的说法其实对我们毫无帮助。
我们在天桥下面坐定没一会，我们便看到交通警正从马路中央向我们走来。他警惕地看着我们，恶声恶气地向我们挥了挥手：“别呆在这里，快走！”
“哪条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在这里乘凉？”夏日寒毫无忌惮地反问。
交通警年纪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脸憋得通红，似乎正在寻找着驳斥我们的理由。想了半天，喉结鼓动了半天，终于把悬在半空的手，指在了我们带来的四喇叭上：“这么大的声音，会影响别人。”
黄国歌把四喇叭的声音调低，然后说：“这总可以了吧，声音要比马路上的汽车轻多了。”
“你们……打赤膊，这里……这里是公共场所……”交通警总算又憋出一个理由来。
好像是有默契，交通警的话才刚开了个头，我们就嗤溜一下都将汗衫套到了身上。快得让交通警脸上不由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他瞪着我们看了半天，终于没有再挑出什么毛病来，只得气鼓鼓地回到马路中央。站在岗亭上，他不时地向我们投来警觉的目光。
我们知道交通警还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不抬头，继续喝我们的酒说我们的话。我们的耐心终于让交通警对此失去了兴趣，他离开了这个路口。
用来过马路的天桥，又变成了我们眼中的那个色情舞台。我们开始不时地抬头向上观看。我们城市里的姑娘们似乎比过去更有经验了，不少人在走上走下天桥前，总会警惕地先向桥下看一眼，然后下意识地将裙子缠起来，让下摆变得狭小，接着快速通过。这为我们的观看增添了不少难度，不过我们还是以为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内裤。我们城市的内裤像我们城市的建筑风格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花哨。虽然形式还不够大胆，但已经由短裤变成了真正的内裤，紧紧地贴在姑娘们修长白皙的大腿上，就像夏日的阳光闪烁出的那一个个光晕，在我们的头顶不断地盘旋。我们被晃得眼花缭乱。
大约是1996年夏天，我们终于又有机会一起躲到天桥下面看女人的内裤了。还有一个星期，李家宅就要被彻底从漂来地图上抹去了。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负责拆迁的施工队都将于再下个星期一完成全部工作，届时派出所和搬家公司也将配合行动，再坚固的“钉子”，也要被从这里拔起。
既然有关部门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们知道无论怎样跟拆迁公司讨价还价，也终究是白费心机。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得忙起了搬家的事情。
此时，已经有一些人家从这里搬走了。他们前脚刚走，施工队后脚就把他们的房子粉碎了。所以现在李家宅不再是那番屋檐相连人声鼎沸的景象，李家宅成了一堆废墟上许多幢没有关系的房子。一种悲凉的情绪在整个街区弥漫，还留在这里的居民们因此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亲密，人人都变成了一幅热心肠，互相关心着守望着谦让着，为以前邻里间常见的摩擦和口角内疚着。虽然大多数人还是要搬到同一个小区去，但大家的心情却好像是末日来临就要永别似的。
我们当年的五兄弟中，只有我和辛强还住在李家宅。丁鸿家最早离开了这里，在丁鸿出国没多久就搬到城市另一个角落的楼房里去了。后来黄国歌也离开了，80年代末，他一边做水果生意，一边收起了国库券，后来又最早炒起了股票，还搞了一个公司，就此发达起来，自己买了别墅，把一家人都接走了。只有他爷爷奶奶坚持不肯从这里搬走，所以为了看他们，逢年过节他还会回李家宅走走。夏日寒吃了官司，今年5月被枪毙了。起因是他在过去五年里，不断地从机械厂偷出各式各样的轴承，前后加在一起，大约从收废铜烂铁的乡下人那里得到了5万块钱，但在他犯事后一算帐，他偷走的轴承实际价值大约有100多万，又正好碰上严打，所以就被判了死刑。
我和辛强都还在机械厂当工人。机械厂的境况已经大不如前，我们的工资领得还是和五、六年前一样，虽然我们省吃俭用，但是不过才存起了几万块，再加上我们都结婚生子，所以根本没有钱去买房子，而工厂里分房子看来一时半会也不会轮到我们，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在李家宅将就着住下去，心里盼望着这个整天拆来拆去的城市，哪天能把我们这里给拆了，也让我们可以改善一下。但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不仅要搬到城郊去，因为我们家原来七八个人平摊下来的面积太小，所以我和我老婆还有孩子只能分到一室一厅，而且要自己再往里贴两万块超标的钱。辛强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本来想看看能不能赖着不走，争取更好的条件，但是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这天，我们下班回家，在临近李家宅的马路上，看到大家正围着一对老人议论纷纷，他们老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在那里无比焦虑地喃喃自语，意思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们一眼就认出来，这对老夫妇正是黄国歌的爷爷奶奶，所以我们就过去要带他们回李家宅。
然而他们认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的目光很空洞，好像丢了魂似的，只剩下了两具浑身起皱的躯壳。而仅仅几天前，我们在弄堂里相遇时，它们还是满的，不仅能叫出我们的全名，还会一个个问候我们的家人。
我们跟他们好说歹说，证明我们一直都是老邻居，掰扯了半天，他们才将信将疑地跟着我们往回走。然而，在进入李家宅看到残破如废墟的弄堂时，他们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坚持认为我们走错了地方。我们不断地向他们重申，这里就是李家宅。他们却更加振振有词，反复强调，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一辈子，难道连这里是不是李家宅都不知道了吗？我们想把他们扶起来，他们却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好像我们是想要谋财害命的歹徒。他们是如此固执，又是如此忧伤，好像这里被拆掉的不是房子，而是他们的记忆。我们也没有了办法，只能给黄国歌打电话。
很快黄国歌开着车带着他爹妈来了。老头老太总算还认识他们的亲人，在他们好言相劝下，才确信这儿真的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事情已经解决，就打算离开。黄国歌叫住了我们。
“谢谢你们，唉，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就是没办法。”黄国歌试图着跟我们寒暄。我们已经有两三年年没有见过他了，他变得比以前胖了，眼圈浮肿微微发青，手上带着好几个金戒指，脖子上的金项链宽如食指。他让我们觉得很陌生，我们不知道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跟现在的这个黄国歌说话。所以我们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李家宅快要被拆掉了，我们星期六聚一次怎么样？”黄国歌继续问。
我和辛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点头同意。
星期六中午，我们在附近的一家潮州海鲜酒楼的包房里见了面。黄国歌点了满满一桌好吃的，还要了好几瓶法国红酒。虽然我和辛强都已经记不清我们上一次上馆子是什么时候了，但这顿丰盛的午宴却没有让我们更兴奋。我们不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酒。黄国歌好几次试图打开话题，但是他说的事情我们要么没听说过，要么根本不感兴趣，所以都没有接茬。黄国歌也渐渐觉得无趣起来，和我们一样喝起闷酒来。
“对了，我上个月碰到丁鸿他妈了。”黄国歌终于忍不住，又说了起来。
“哦？”我随便应了一声。
“丁鸿读完MBA后，拿到了绿卡，现在已经做到部门主管了。”黄国歌的语调很夸张，好像这是一个天大的消息。
我们却连眼皮都没有抬，把黄国歌的热情又给憋了回去。我们一直喝到面红耳赤双眼发直，自制力正在离我们而去。
忽然，辛强一个人在那里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自艾自怨着：“唉，老四，我对不起你啊，当年咱们说好，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可你犯事的时候，咱们连忙都帮不上你。”
“辛强，你不能这么说，”黄国歌打了个饱嗝，“小夏这事情其实咱们谁都帮不上。”
辛强没有搭理黄国歌，继续在那里痛心疾首：“其实，老四卖轴承换来的钱，哪一回是给自己花的，不是请咱们吃饭，就是送东西给我们，我家里的洗衣机就是他送的。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帮着他一起顶罪啊？这样，也许就只用两个人一起去坐牢，他就不用挨枪子了。我算什么好兄弟啊？唉，我好恨啊，我好恨啊。”
辛强哭得很酣畅，像一棵春天的杨树，身子一抖便抖出无数的泪花来，被包房的空调吸走的汗水，都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的眼圈也红了，心里也不由得生出同样的内疚来。怕自己跟着他一起哭号，我连忙用酒堵住了嘴巴。
“其实……其实，”黄国歌欲言又止，“不是我不肯帮老四，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帮他赔那一百万，也许他就不用死了，但是那时候我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闲钱，而且那个律师跟我说，他有把握让法院只判他死缓，谁想到后来严打了，需要毙一批人，所以……”
我们不说话，也不看黄国歌。我们知道在夏日寒这件事上他已经出了很多力，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所以他越这样说，我们就越是无地自容，就越是觉得我们是如此无能。
“你们要怪我就怪我吧……反正老四从来没怪过我。”黄国歌有些语无伦次了。
我们抬头看着他的胖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四上刑场前一天，朋友帮忙，让我到看守所去见了他一面，他说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有我们这帮兄弟，他说他真想再跟我们一起躲到天桥下面去看女人的内裤。”
“好吧，我们就到天桥下面去吧。”在沉默了一会之后，我说。
另外两个人同意了我的看法。黄国歌开车把我们送到了金色天堂路附近